船政文化博物馆新“宝贝”的背后，竟然藏着这些秘密……

  近日，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迎来一件“宝贝”——中法马江海战功牌，这件功牌由功牌获得者黄秀标的后裔黄达辉和黄水平无偿捐赠，记录了近代中国人在反侵略斗争中的重要贡献。

船政后裔黄达辉(右二)和黄水平(左二)共同捐赠中法马江海战功牌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供图

  这件功牌为纸质，横长64厘米，纵高66.5厘米，内容约210字。题头表明颁发者的身份：钦差帮办福建军务福州将军世袭云骑尉西林巴图鲁穆，即中法战争时期的福州将军穆图善。受赏人员为监生黄秀标，给予的奖励是五品顶戴，即五品军功。功牌是清代对立有军功的人员进行奖励的证书、凭据，通常会授予有功人员以顶戴、官衔，获得者由此具有称为“军功”的官职身份，是中国古代军功爵制度的一种重要形式。“这是晚清福州将军穆图善颁发给中法战争有功将士黄秀标的功牌，非常罕见。”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负责人王芳说。

  功牌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官方功奖形式，盛行于明、清王朝时代，由朝廷或者地方相关的官员、部门颁发给作战有功，或者参与军事行动有功的武职人员。

  功牌的性质和现代的军功章、立功证明有些相像。其形式上，早期就是“牌”的样子，主要是金属或者竹木等材料制作的小牌子，如同腰牌一般，上面铭有功奖等第、立功事由等信息。后来逐渐出现了更为简单化的制作模式，直接在纸上印刷类似“牌”的格式图案，再填写上相关内容，加盖印章、关防，更像是一种证书。与功牌相配套的，还有专门的军功制度，早期的制度规范较为繁琐，不仅功牌的等级多，而且所对应的奖励计算起来非常复杂，诸如累积获得某个等级的功牌达到多次之后，才可以换发更高等级的功牌，或者兑换为某个等级的官衔、爵位之类。

  清代嘉庆、道光朝时期，时局不靖，内外战乱纷起，军事行动频生，由此需要颁发功牌的事由激增，功牌的制作、颁发变得经常、大量。在这样的背景下，功牌的形式、制度开始日益趋于简单化。纸质的功牌因为便于制作，成为了主要的形式，与功牌配套的奖励制度也变得直接，不再有诸如累计等复杂的算法，而是直接将不同等第的功牌和象征官员品级的顶戴相挂钩，获得某级功牌，就能得到某个品级的顶戴，功牌更像是与顶戴配套的证书。

  不过，因军功而获得的顶戴并不是真实的官职，不具有实际性质，只是一种象征荣誉的官衔。但是对于尚未成为帝国官员的人而言，功牌的意义就显得非常重要，获得功牌即拥有某个品级的顶戴官衔，意味着获得了俗语所谓的“官身”，即具备了担任官员的资格。

资料图

  1866年船政在福州马尾诞生，追求海防自强。作为国家特设的近代化机构，船政和传统的衙门之前存在有诸多区别，其中，因为清王朝没有明确船政的政治地位，船政所有岗位都没有正式的官职编制，意味着在船政工作的人员都没有明确的正式身份。而船政所开创的船政学堂、艺圃等教育机构，更属于破天荒的首创，迥异于科举，这也造成学堂、艺圃的毕业资格无法等同于科举功名，并不能以此资格担任帝国的官员。

  如何突破船政人员缺乏正式身份的瓶颈，以及解决船政毕业生不具备任官资格的问题，便成为船政主政者需要面对的难题，此时，古老的功牌制度成了重要的手段。

  下列为读者介绍

  中国国船政文化博物馆

  收藏有3件清末的功牌实物

  刘栋臣功牌

  刘栋臣，福州人，谱名敦本，字瓒侯，出生于1853年，1868年考选入中国最早的职业技术学校——船政艺圃，分在第二班，成为了船政的一名学徒工。据履历档案记载，刘栋臣学习表现优秀，“法文、图理、算学屡列优等”，经过在铸铁厂等车间的学习历练，顺利毕业，成为了船政的一名工程师，1878年还被选调兼任福建机器局技师，不过其身份则长期只是“艺徒”。

  时至1887年，时任船政大臣裴荫森借着船政造巡洋舰“镜清”大获成功的机会，上奏清廷，请求奖励船政有功人员，随奏折开列了多达100余人的拟奖名单，多是长期在船政工作出色的人员，刘栋臣即名列其中，经过吏部、兵部的磋磨商讨，奏奖最终被批准。

  2021年12月，刘栋臣长兄刘懋勋的嫡孙刘友墀先生将家族珍藏的一份清代功牌无偿捐赠给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正是1887年船政大臣裴荫森签发给刘栋臣的功牌。根据功牌上的内容显示，裴荫森以刘栋臣工作出力，颁发的是高等级功牌，对应奖励为五品顶戴。

  由这面功牌，艺圃毕业的学生刘栋臣的身份从当时并不具备国家承认意味的技术人才艺徒（学徒工），一跃而为五品军功，获得了担任帝国军官职务的基础资格，也象征着近代化培育的新式人才纳入到了国家官员制度的正式体系中。此后，刘栋臣在1900年被调任为上海江南船坞（今江南造船厂）监工，1903年调任为天津机器局机器厂监工等职，民国时期更是担任过福州海军艺术学校校长，其改变身份的源起，就是这份五品军功的功牌。

  郑白功牌

  1887年，船政大臣裴荫森奏请奖励的100多名船政人员中，有船政官员，也有刘栋臣等船政教育系统培育出的技术人员，除此之外还有一类非常特异的群体，显示了船政历史上对于工匠的重视。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珍藏的郑白功牌，是一件极为特别的功牌实物，在郑白的后裔将这件功牌无偿捐出之前，研究者们还根本无法想象历史上会有这样的一幕。

  郑白是福州人，一名历史上在船政工作的普通木匠，名不见史册，可能很早就参加了船政建造军舰的工作。1887年，船政大臣裴荫森将他的名字列入请奖名单，上奏清廷申请奖励。最终郑白也获得了功牌，对应奖励的是七品顶戴，相当于武职的把总头衔，由此，木匠郑白具有了全新的身份——七品军功郑白。

  工作在一线的工匠，是船政制造事业的根基所在，这也是船政大臣为何会推奖至工匠的缘由，记录着七品木匠的这份功牌，是船政工匠精神的重要证物。

  黄秀标功牌

  从严格意义上讲，功牌的颁发对象是军人，推而广之，参与军事行动的人员也可以算入这个范围。船政本质上的目标是为了建设近代化的海军，船政的工作也可视为是一种军事性质的活动，据此，船政人员纳入军功赏赐的范围也符合情理。

  除了参与船政工作而获得的功牌外，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还收藏有一件显示了功牌原本意义的实物，即因为参与战事而获得的功牌。

  1884年，中法两国交恶，福建海防形势紧张，八旗福州将军穆图善出守闽江口，坐镇长门炮台一带，在8月23日马江之战爆发后，长门等闽江沿线炮台也与法军进行了激烈的攻防战。2022年7月，家住福建南平浦城的黄达辉、黄水平将祖传的一件功牌实物捐赠给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功牌上的受奖者黄秀标是他们的先祖。中法战争期间，当时为监生身份的黄秀标参与了长门等地的闽江炮台军务，战后福州将军穆图善上奏为有功人员请奖，黄秀标因此获得了五品顶戴的功牌。

  刘栋臣的功牌，记载的是船政为了解决新式人才的正式身份问题而做的努力，不仅如此，实际上船政学堂毕业的刘步蟾、邓世昌、严复、魏瀚等一批批早期学子，都是凭着这样的功牌而获得正式身份，步入国家的海军、工程等建设领域。

  郑白的功牌，记录的则是工人之于船政的重要价值，以及船政对于工人的敬重。

  黄秀标的功牌，则是中国传统功牌含义的展示，在战争中立功，从而受奖。而这面功牌的特殊之处，还在于记录了中法战争那一段悲壮的历史。

  三件功牌是中国传统功牌制度在近代发生内涵拓展的真实写照，也是三段历史的铭记。